時光如梭,教育系從1981年開始招生,已經走過了41年的戰鬥曆程。回想當年,教育學專業的老前輩們滿懷信心和期望,迎接了恢複建系後的第一屆學生。這在他們的言談和舉止當中,都有直接或間接的表現。尤其是金增先生代表全體教職員工在教育系首屆迎新大會上的發言,給81級同學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因為如此,他們便全身心地投入教學活動,為學生的成長提供了基本的滋養。
衆所周知,對學校教育專業的學生而言,教育學是一門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按當時的教學計劃,把它安排在跨學年兩個學期的時間段裡。其具體時間是從1981——1982學年的下學期,至1982——1983學年的上學期。起初是金增老師用一個學期的時間主講教學原理——教學論;随後是姜華老師講授教育論。
金增老師的講課風格十分獨特,表達能力極強且有相當大的震撼力。不過,老先生的授課演講隻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引領學生對熱點問題的讨論,把被動的學習轉變成一個主動的探索過程。對教育本質問題的讨論以及教學規律的探讨與争論,不僅活躍了課堂氣氛,而且向學生傳遞了一個基本的思維方式。你要登台演講,必須講出點與衆不同的東西,相近或雷同的問題不能談。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規矩。先生不在乎你沒有自己的觀點,相反他鼓勵大家提出質疑。先生十分認可“提出一個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的論斷。有時是師生之間的争論,同時也有學生間的争論,互不相讓面紅耳赤是一個常見的現象。當年,聽金增先生講課的還有若幹名新留校的青年教師和進修生,整個課堂擠得滿滿的,相反人們的想象根本沒受狹小空間的限制,實現了自由的翺翔。
與今天的數字化、信息化水平相比,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學術信息相對匮乏。然而,金老師在課堂上前沿信息的把握如數家珍,讓我們充分了解了凱洛夫、蘇霍姆林斯基、贊可夫、布魯納等大教育家們學術思想。除了課堂讨論,先生積極配合王繼祯老師小學數學教改,帶領學生深入一線聽課、評課,接受實踐的摔打與磨練。在此基礎上先生還把王繼祯老師請課堂上,介紹他小學數學教改的思路和方法,使我們進一步加深了對課堂教學改革實踐的認識。先生的教學重點在于教學論,課程結束時鉛印了《教學論》初稿,也是老先生授課精華的結晶。除了課堂金老師對我們的後續影響也是很深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就是在呼市牽頭組織召開了華東華北七院校教育學會議,讓同學們領略國内學者們的學術風範。臨畢業時,金老師的教育名著選讀更有意義,進一步開闊了我們的學術視野。
姜華老師的講課風格,不急不躁、慢聲低語、娓娓道來。他講授的教育論,基本上是提綱挈領,貫徹了教是為了不教的思想,而且課堂讨論或學生登台演講所占的比重更大。一些沒有在大庭廣衆面前說過話的同學,還是有點不适應。不過金增老師打下的底子或提供的訓練,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當年我們是蒙漢生合成一般班,中小學階段一直用蒙古語授課的同學,一下改為漢語表達卻有一定的難度。不過一而再再而三的強化練兵,使他們從生到熟,經曆了一個艱難的單元,實現了一個新的飛躍。一些說話不連貫且帶有方言韻味的漢授生,也逐步趨向普通話,有了明顯的改觀。為了做好讨論的準備,前往圖書館借書成了一個熱門話題。當年的圖書借閱基本上都是用手工檢索,即便這樣他們也能夠找到自己所需書籍。我在想難道他們把借來的書都讀了嗎?答案是不确定的。不過他們至少過了一個浏覽、粗讀的手續,事實上這就達到了目的。另外,課堂讨論在客觀上提高了同學們的文字能力和水平,為日後的工作學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等到結課的時候,姜老師拿出了一本由校内鉛印的《教育論》初稿,為我們留下了一部珍貴的資料。姜老師課堂以外的功夫是,與所有同學們的交往還是比較到位的。若幹年後,老先生還能記住同學們的名字。
金老師和姜老師的教學合二為一,在最後的評價上給人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兩位先生放棄了傳統的筆試,取而代之的是口試。為了做好口試,兩位先生事先準備了大量的試題,以備每個人的抽取和應答,而且做到了前後不重複。試題的形式以簡答或論述為主,重點看學生的反應能力、邏輯思維能力、表達能力,并以抽簽的方式有序推進,回答問題不得超時。說句實話,這種考試對我們來說,還是第一次,也是教育系教學史上的第一次。由于它是首創,很多人都沒經曆過,因此都很緊張。結果口試下來,每一位同學都是面帶微笑超出了他們的預期,表現得都很理想。本次口試整整持續了一整天,兩位老師在疲憊的同時也收獲了一種喜悅。
靳乃铮先生是從1983——1984學年的下學期至1984——1985上學期,給81級同學們講授了“中國教育史”。所用的教材是,北京師範大學毛禮銳、瞿菊農、邵鶴亭編寫的《中國古代教育史》。之前,先生與我們班很少有面對面的交流,原因是他在北京承擔《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的編寫任務,在時間上很難錯開。不過,人們對先生的學識和聲望如雷貫耳,期待着先生能夠早日出現在講台上給大家傳經送寶。先生的《重新學習黨的教育方針》[1]、《教育的本質與歸屬》[2]、《談正确對待我國古代教育遺産問題》[3]等論文,在學界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同學們對此都有所感悟或拜讀。
在當時的條件下,靳老師在課堂上因陋就簡挂圖用的比較多。其思路是重點考慮到部分蒙古語授課同學們的實際,把那些古文段落寫在紙上,等到用的時候把它挂在黑闆上逐字逐句地加以解釋,讓人看後透徹明了。好在之前我們上過一學期的古代漢語課,有了一些基礎。這些與實際閱讀文獻,還需要進一步努力。給我的感覺先生講中國教育史的長項在于:一是熟悉文獻史料;二是實地考察過部分名勝古迹;三是有一定的文學功底。先生在講課時吟誦的一些古詩詞和自己創作的詩文,不僅活躍課堂氣氛,而且進一步增強了中國教育史課的内在魅力。“讀萬卷書,行萬裡路”,先生書本以外的學術考察閱曆,為我們客觀地複原教育的個别曆史場景,使得抽象的東西變成了直觀,縮短了曆史和現實的距離。
應該說,靳老師的課對我個人的促動特别大。我的最大收獲是通過這門課學習,找到了教育與曆史相銜接的一個切入點。我發現毛禮銳、瞿菊農、邵鶴亭編寫的《中國古代教育史》,具有明顯的不足。這本書在題目上列有“宋元明時期的教育”,但元代教育内容卻寥寥無幾。為此先生也給予了演講和點撥,不過仍然留下了好多疑惑不解的東西。等到畢業的時候,遇到了一個撰寫論文的問題。有意思的是,先生現身說法給我們上了一次“如何撰寫學術論文”的專題課。記得那次先生真的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實貨,自己代表作的手稿。其中有一稿、二稿、三稿、四稿等等,用毛筆字塗塗畫畫,有的就直接予以了删除。這些書稿告訴我,什麼叫科學研究,怎麼叫做學問,整個過程深深地印刻我的腦海裡,成了一個永遠的記憶。這樣,我畢業論文的題目确定為“元代的教育”,并得到了先生的指導,最終獲得“上乘之作”的評價。從那個時日起,我便走上了研究北方遊牧民族教育史的道路。
李屏西先生在1983——1984學年的上學期,給我們講授了心理學史課。先生的學術功底很深,也是我國心理學界有影響力的專家。他一生中發表論文、譯文20餘篇;上世紀50年代,參考蘇聯心理學集體編寫了專修班心理學教材;1980年,參加教育部主辦的高等師範院校心理學專業統編教材《西方近代心理學史》的編寫工作;1981年,與人合寫的論文《中國古代腦髓說的萌芽與王清任腦髓說的突出成就》,獲内蒙古自治區自然科學優秀論文一等獎,入選潘菽主編的《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研究》一書[4]。先生的這些學術積累,為他講授心理學史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做到了揮灑自如遊刃有餘。
先生酷愛教育,尤其在課堂上從來都不顧及自己的哮喘,将這門課的思想體系、理論框架、人文情懷、前沿動态,梳理的極為詳盡。通過先生的講授,我們較全面地把握了西方心理學發展的脈絡及其相關人物貢獻。費希納、馮特、鐵欽納、威廉•詹姆士、華生、弗洛伊德等諸多心理學人物及其學派的介紹,讓我們進一步開闊了視野。先生給我們提供的教材是,高覺敷主編《西方近代心理學史》。先生的教學實踐證明,這隻是一本參考書。在具體施教過程中,先生從未受制于這部教材。他杜絕了不是面面俱到和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有所側重地向學生傳遞了學術信息,而且有意識地融入了他個人的研究成果。1989年先生編寫的《中國心理學史教材專題選編》[5],應該是他多年從事教學的結晶。
先生在教學過程中,還有意識地引領同學們向科學研究方向努力。我受先生的影響,圍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相關問題寫了一篇短文,為此先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修改意見,但因資料的缺乏成為一個習作而告一段落。若幹年後,回想起這一事情,自己的努力還沒到位。與此同時自己的興趣愛好已經轉向了中國教育史而淡化了這一領域。從客觀上講,先生的授課側明顯地重于西方心理學史,而對中國心理學史有所簡化,然而其後續的教材恰恰是與之相反。“亡羊補牢猶未遲也”[6],這是對後學的一種激勵。
王乃忱老師在1983——1984學年的上學期,給我們講授了小學語文教學法;1984——1985學年的上下兩個學期,講授了外國教育史。王老師的小學語文教學法,恰好安排在小學實習之前,因此針對性很強。在某種程度上是戰前動員,或曰實戰演習。王老師對這門課程的定位是兩個字——實踐,其實這一思路是相當準确的。前人積累的知識經驗,對學生來說都是一個間接經驗,要領會它的精神實質,還需要以學生的直接經驗作為支撐,用實踐來加深認識。“教學有法,且無定法”,這是教學理論上提出的一個科學論斷。他人成功的教學經驗或方法,隻是一個參照,好多具體的東西還有待于摸索和探讨。因此,王老師的課是精講巧練,而且把重點放在了後者,将學生推到了前台發揮了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使之真正成為學習的主體。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反複的操練使同學們形成了一個初步的教學技能。與之相适應,到小學聽課、評課、讨論,也成為常規教學的一項内容。正因為有了訓練,等到同學們深入小學實習時,很快就進入了角色,赢得了實習學校任課教師和學生的好評。
王老師對外國教育史的講授,扮演的是一個導演、教練員、評判員的角色。她提前安排授課的内容,然後要求學生自己備課登台演講。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其背後蘊含了很深的哲理。同學們為了表現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必須在備課環節上下功夫。每當這個時候,首先必須搜集大量的資料,然後進行加工整理,寫出相應的講稿以備登台演練。王老師對學生的評議,具有很高的學術性和藝術性。總的來講,積極放大優點和亮點,以褒獎、鼓勵、期望為主,說多怕傷了學生的自尊。然而有問題的時候,不是當着大家的面講,而是私下交流溝通。另外,王老師在課堂以外,對學生的關心也很突出。記得1984年元旦,81級每一位同學都收到了一份王老師的一份賀卡,表達了她對每一個人的祝福和希望。當我們畢業30年相聚的時候,王老師還念叨着因事未到場的個别同學的名字。
王繼祯先生在1983——1984學年的下學期,給我們小學算術(這是原始資料裡的記載,而不是數學)教學法。先生早年在數學系開設過解析幾何、數學分析、實變函數、中小學數學教材教法;1957年開始利用高中等數學思想和方法,從事更新小學數學基礎理論的研究;1970年編寫出教材在區内外進行了系統的實驗[7]。總而言之,先生積極從事小學數學教學改革實驗,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因此他的講授課程,基本上以專題形式推進。在小學數學教材中,滲透的集合論的思想,是一個非常超前的思維模式。先生以火柴棍為例,實施的數碼的教學,将抽象阿拉伯數字的進位問題,比較直觀地擺在小學生面前。記得先生的小學數學教改實驗,在西安的大雁塔小學得到了大面積推廣。僅此一點,先生名聲大振有力地推動了國内小學數學教學改革,向着積極的方向發展。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金增教授在呼和浩特新城區滿族小學進行的小學數學教改實驗,不同程度地吸納了王先生思想的精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信息的閉塞,王先生過世後大雁塔方面,仍有很多信件頻繁地發給先生工作過單位。遺憾的是,這些信件都堆在那裡,比較客觀地見明了先生所取得的教改成績。
東拉西扯說得比較雜,其本意在于“不忘初心”,通過回顧先輩們為教育系的建設和發展,在三尺講台上鑄就的人生輝煌,提煉出一個精神文化以便激勵後學。在教育系數十年的征程當中,已故的老前輩們無怨無悔甘當鋪路石,更重要的是為同學們的向上登攀提供了堅實的階梯。假如沒有他們的辛勤勞作,後繼的學子們在學術的道路上,很可能會花費很長時間的摸索。伟德官网下载客户端隆重慶祝七十年大慶之際,懷念已故的老先生們别有一番意義,願他們的在天之靈永遠保佑徒子徒孫們向更高的理想境界沖刺。
[1] 靳乃铮《重新學習黨的教育方針》,載于《教育研究》,1981年第7期
[2] 靳乃铮《教育的本質與歸屬》,載于《教育研究》,1982年第6期
[3] 靳乃铮《談正确對待我國古代教育遺産問題》,載于《教育研究》,1983年第3期
[4] 窦伯菊主修、劉成法主纂《伟德官网下载客户端志1952——1992》,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687頁
[6] (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卷十七《楚四•莊辛謂楚襄王》(全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56頁
[7] 窦伯菊主修、劉成法主纂《伟德官网下载客户端志1952——1992》,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2頁
作者簡介:
王風雷, 1985年畢業于伟德官网下载客户端教育系并留校任教;1998年晉升為副教授;2000年任教育學教研室主任,2001年任碩士生導師;2003年任教育科學學院教育學系主任;2004年晉升為教授;2010年任伟德官网下载客户端“蒙古族教育史研究所”所長;2013年任課程教學論學位點主任;2017年任伟德官网下载客户端學前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兼中國蒙古史學會和中國元史研究會及中國蒙古學學會理事、内蒙古家庭與社區教育學會副會長;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評審專家。